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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红平:为何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时间:2021-07-21 04:49来源:未知作者:admin浏览:]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对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不是单一的公有产权怎么能称得上是公有制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定义“公有制”,如果“公有制”只是停留在所有权的形式上,的确是讲不通;如果把“公有制”看作是一种公共管理制度,那它就超越了所有权形式的束缚,就可以扩展到各种所有权组成的经济体中。

  按照传统的公有制概念,只是指产权的归属:“就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形式”。那么,“共同所有”以后干什么,是“分散管理”还是“统一管理”。分散不是想要的结果,统一管理遇到的是代理问题。所以,公有制的实质是代理难题。

  有观点认为:“在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中,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的,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但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无权分割,无权独占。占有的目的是‘进行自由的集体的劳动’,以共同创造财富,而不是利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剥削。”这样,的确达到了既不分散,也不需统一管理的效果。接着会遇到一个新问题:“自由集体劳动”的假设在高度分工的社会怎样实现。“自由集体劳动”符合原始社会的生产力,那时的集体劳动估计是比较自由的,高兴打猎的打猎,高兴摘果的摘果,用不着谁来指派。但是有了社会分工,如果社会资源既没有市场调节又没有计划安排,其乱相是可以想象的。事实上,实现公有化的国家没有一天是离开统一管理的。至于分工的必要性,中国古代就有了深刻认识。孟子说:“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有了社会分工就离不开调节,市场调节、计划调节缺一不可。其实,“代理”难题不是无解,它已经有成功的样本,它以“法人治理”的形式,大量地存在于公司制中。其核心是法人代表监督经营者的内部治理结构,它的机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设,所有权制约经营权”。这种所有者代表转换成守望者的“公共管理制度”可以把它简称为“公营制”,其核心是出资人不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请职业经理人具体操作。当所有者成为监督者或是监督团队中的一员时,它的形变就引起了质变,掌控者从自私的一面转换到利他的一面。当这种自发的企业行为形成了一种可以复制的范本,“公营制”就此生成。

  因此,“公营制”才是有效的公有制,它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其优势将不断淘汰其他制度而最后胜出。如果人们能有意识引入“公营制”,将会大大加速社会的进步。因为,当今的生产关系已经远远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形态,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亚当斯密看到了一只无形的自私小手,《国富论》帮助了资本主义的成熟;一百年以后卡尔马克思看到了一只粗壮的无形黑手,给大部分人带来了极度的痛苦,亚当斯密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他的《道德情操论》并没有起到作用;再过了一百年我们看到了一只无形的魔掌,它不但剥削本企业的工人,还剥削了全世界的公民。期间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也进行过“公有制”改造,但另一种自私仍然存在,那就是腐败与低效率。

  人们常引用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来说明私产的重要性,但也忽视了他的前一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私有产权能够激发人的自利心,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它是人性中的一个内在规律,是产权在大脑的感知与心理环境达成的协议。按照这个规律,与之相反的公有产权,就能够激发人的公利心;“同一事物可以是相对反事物的原因”,正反的产权对应于正反的心态,这是一个正确的对称逻辑关系。事实也正是如此,很多公共场合人们就愿意奉献,例如在募捐现场、抗灾前线。人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去实践的。

  然而,公有化改造之后优越性并没有凸显,不得已人们又回过头来探索,进行私有化改造;然后,私有制的弊病也依然存在。那么,这一“对称”逻辑失效了吗?其实不然,公私不能对称的原因是公有经济体长出了分叉,节外生枝地多出了另一个不对称的因素——“经营管理”。除了产权会影响到人的心理环境,还有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可避免的环节同样会影响心理环境,这就是“经营管理”。经营管理的主线就是“以利益为中心”,它同样会触发人的“自利心”。因此,以“公有产权”激发的“公利心”很快被经营环境所吞没,使得“公有”没能实现公心。因此产权公有化以后要实现“公有制”的条件是不能直接涉足经营管理。

  公司中的“公营制”有效解决了以上的矛盾,构建出另一个对称,它把代理权一分为二,制造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对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设,所有权制约经营权”。这样,所有权代表就能避开经营管理环节,达到稳固的重托效果,保持纯洁的公心心理环境;在法人代表的现场监督下,敬畏感使经营者进入另外一个利他的心理环境,忠实于法人的意图实施公共权力,达到尽责高效。因此,公司制缔造了有效的“代理机制”。它是法人治理的结果,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人们看到了人的自私一面,于是就设计出相互制衡的机制。有观点认为:“法人治理是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公司组织机构之间权力分配与‘制衡’的制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知情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这样就会遇到一个逻辑问题:如果内部人不给自己的代表一个最基本的工具——“聘用权”,他又拿什么来维护大家的“知情权”呢。“相互制衡”的制度体系,是法人自己没收了“自己代表”的制约工具,把他逼到被制约方对等的境地,“法人代表”从此名存实亡。“相互制衡”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他们谁都无权解聘对方,相当于给双方配备“矛”的同时,也赐予了“盾”,制约从此失效。这种“矛盾的集合”,最后必然组装成坦克,对付起缴了枪的“法人”,“法人治理”就此功亏一篑。有一位检察长以案说法,深情地讲:“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法律监督太晚”,一言道破了“制衡机制”监督失效的玄机。

  失去重托的代表进入了负面的心理状态,不甘示弱地去争夺经营权。双双变成了离心离德的“外部人”。主仆颠倒后的主人自己也气糊涂了,把自己列为了“外部人”,把“无可奈何”的“外部人”偷盗行为说成是“内部人控制”。

  因此,法人治理应该是“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公司组织机构之间‘重托’与‘制约’的制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代表对经营者的‘解聘权’是‘所有者’一切权利的基础”。从而,让法人代表成为经营者身边的上级,让上级的监督不再遥远,让“所有权缺位”的法人代表就此归位。

  “制衡机制”破坏了“重托——制约”机制,导致了重托不够,敬畏也不够。相互制衡的结果还会导致“疑邻盗斧”,疑神疑鬼。

  监督者的最好利他工具是“重托”。人们认清了一个规律“人是会变的”,但并不清楚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心理环境影响。一个22岁的母亲和一个28岁的女生,她们的姿态是相反的;一个父母失去生活能力的10岁男孩和一个30岁被父母宠爱的男人,性情也是截然颠倒的。

  英雄有壮丽的一面,也有平凡的一面。细看一下,每个英雄举动背后都有一个重托源,或是长期的或是突如其来的。对重托能量的低估,导致了对代表的疑虑;“代表是否会被经营者买通?或是经营者成为代表的傀儡?”其实,这些现象正好是“制衡机制”导致的。金钱在重托面前是渺小的;重托是会用生命来捍卫的。香港财神永久免费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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